在突发疾病的“黄金时间”里，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生命与法律责任。

一起发生在甘肃甘谷县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：五旬男子谢某在女友巩某家中留宿期间猝死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悲痛的女友随后被法院判决承担10%的赔偿责任，赔偿9.3万余元。

法院的核心理由是：谢某晕倒后，巩某未能及时拨打120，救助措施存在不当。她先是求助邻居帮忙，后又外出寻找谢某同事，直至途中才拨出急救电话。

这一判决触及了公众敏感的神经：在亲友突发危难时，慌乱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？法律是否对普通人过于严苛？

根据已公开的判决书，这起案件的脉络清晰而沉重。2025年1月12日晚，谢某在女友巩某的住处留宿并饮酒。

当晚10点到12点期间，谢某感到身体不适，自行服用了巩某家中的胃药。此后，双方发生了性关系，谢某仍感不适，卧床休息。

关键的转折发生在次日凌晨1点到2点之间，谢某在卫生间晕倒。

巩某发现后的应对措施，成为了后续法律责任判定的焦点。她没有立即拨打120，而是先行求助邻居将谢某抬到床上，接着自己出门打车，试图前往谢某的工作场地寻找同事帮忙。

直到在前往寻找同事的途中，她才拨通了急救电话，此时已是凌晨3点18分。医护人员到场抢救后，将谢某送医，但最终未能挽回生命。

事后查明，谢某自身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。他本人是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且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。

判决书显示，在事发前不到一年，他曾因“左侧口眼歪斜伴言语不清”住院，被诊断为“缺血性脑血管病、高血压病2级（极高危）”。

他在明知有如此严重基础疾病的情况下，仍然饮酒，并在身体不适时发生性行为，法院认定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。

法院的判决基于《民法典》的过错责任原则，构建了清晰的逻辑链条。

首先，确立“救助义务”。法院认为，作为长期同居的情侣，双方处于特殊依赖关系中。当一方在封闭私密空间发生危险时，另一方即负有采取合理救助措施的法定义务。

其次，认定“救助措施不当”。巩某的过错不在于“没有救助”，而在于“措施不当，延误了最佳抢救时机”。在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时，最初的几分钟是抢救的“黄金时间”。她选择的一系列动作，客观上挤占了本应用于紧急呼救的关键窗口。

最后，划定责任比例。基于“过错与责任相适应”原则，法院酌定巩某承担10%的次要责任。这一比例既承认其过错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，也充分考量了谢某自身的主要过错。

在另一起类似悲剧中，青海西宁一名女子被车撞倒后，其男友李某未报警、未拨打120便自行驾车离开，法院同样判决李某因其不作为而承担了10%的赔偿责任。

这进一步印证了，在亲密关系或特定依赖情境中，不作为或不恰当作为，都可能构成法律上的过错。

此案之所以引发焦虑，是因为人们担心：是否留宿朋友、家庭聚会，一旦对方出事就会“惹上官司”？

法律的审慎在于，它划定的义务边界，与关系亲密程度、时空私密性及危险可预见性直接相关。

对比辽宁建平县的一起案例：亲戚王某在张某家聚餐留宿后猝死，法院认为一同聚餐留宿的亲友对王某的猝死无法预见，且在发现异常后已及时拨打120，因此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这里的要旨在于，法律不强加给普通社交关系过高的注意义务。

同样，在上海的一起酒店住客猝死案中，二审法院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）明确指出：酒店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。酒店在发现异常后第一时间报警并呼叫120，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。要求酒店实时掌握住客在房间内的身体状况，属于义务的不当扩张。

这两个案例与甘谷县案件形成对比。在普通社交或商业关系中，义务边界是“合理预见”和“合理应对”；而在同处私密空间的亲密伴侣之间，因存在更强的依赖和信赖，注意和救助义务程度则更高，反应必须更为及时、直接。

第一，救助义务是法定义务，而非道德选择。

尤其在封闭、私密的二人空间里，当一方陷入明显危险境地（如晕倒、重伤）时，另一方基于特殊关系产生的救助义务，已被司法实践所确认。消极不作为或采取明显不当措施，都可能构成侵权。

第二，救助的核心是“及时寻求专业干预”。

在突发疾病面前，非专业人员的首要且最重要的救助动作，就是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。这是打开专业救援通道的唯一正确方式。任何试图自行处置（如搬动、喂药）或寻求非专业第三方帮助的行为，都应让位于这第一步。

第三，自身健康是第一责任，但伴侣的过错不因此免责。

此案中，谢某对自身健康管理严重不当，承担了90%的主要责任，这体现了“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”的法律原则。但这并不能豁免巩某因其自身独立的过错（延误呼救）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。责任划分是并行的，而非替代的。

第一，牢记“呼叫优先”黄金法则。

无论情况多么慌乱，发现身边有人突发严重疾病、意外伤害时，第一反应必须是立刻拨打120。在电话中清晰说明地址、病人情况和已采取的简单措施（如让病人平躺）。专业调度员的在线指导，远比你自己或邻居的判断更有效。

第二，保留证据意识。

在确保安全并已呼叫专业帮助的前提下，可以适当记录现场情况。例如，在等待救护车时，拍下现场环境、病人状态、相关的药品或物品。在涉及饮酒等场合，这些都可能成为后续厘清事实的重要依据。当然，这一切都不得延误救治。

第三，适时寻求法律咨询。

如果亲友在自己家中或组织的活动中发生意外，面临被索赔的风险，不应仅凭感觉或人情应对。应及时咨询专业律师，从法律角度分析自身是否存在过错、义务的边界在哪里、如何依法应对诉讼，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高晓红律师提示：亲密不仅意味着温暖，也意味着更高程度的责任与审慎。普通人在危机时刻必须保持绝对理性，最直接、最快速地呼叫专业力量，是任何亲密关系中都不可回避的首要法律与道德行动。

高晓红 律师

北京浩略律师事务所 

业务领域：婚姻家事、民商事争议解决、企业合规，执业9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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